2000年9月25日，布拉格：世界银行今天发布的最新报告《增长的质量》指出，如果各国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就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国家通过改进法律制度的质量和反腐败可以把人均收入提高一倍。根据对乌克兰、印尼、捷克、韩国等国家的考察，改进法制可以帮助把人均收入翻一番，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世界银行是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年会上正式发布《增长的质量》的。报告说，20世纪最后10年世界各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经历了萧条和挫折，甚至过去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报告的前言中写道：“这些巨大的差异和急剧的倒退对于什么是推动发展的动力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核心是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增长速度，而且增长质量也同样重要。增长的来源和模式影响着发展的成效。”
沃尔芬森行长还指出，要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就必须增加他们的收入，这就要求采取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完善的经济政策和体制机构。“要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质量，还需要改进和提供受教育和就业的公平的机会，改善医疗卫生和营养，创造更清洁和可持续的自然环境，建立公正的司法和法律体系，扩大公民和政治自由，建立值得信赖和具有透明度的体制机构，保障享受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的自由。” 发展的记录喜忧参半 报告回顾了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成果，认为世界在进入新千年之际有许多值得庆贺的成就。现在一个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与50年前出生的孩子相比，他的预期寿命延长了25年，身体更健康，接受更好的教育，生产率更高。民主的普及为千百万人民带来了新的自由和机遇。通信革命开创了普及教育的前景。
但是，报告又指出，通过进一步观察我们就会看到今天与10年前相比贫困人口至少增加了一亿，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在许多国家艾滋病肆虐，残酷地缩短了人们的预期寿命，在一些非洲国家预期寿命缩短了10年以上；每年有240万儿童死于通过水传染的疾病；进入21世纪之际文盲还有10亿人之多；每年仅农村地区就有约180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森林正以每秒钟一英亩的速度遭到破坏，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是无法想象的。
世界银行副行长、报告的主笔维诺德·托马斯说：“正如人们所吃食物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影响着他们的健康和预期寿命一样，增长产生和分配的方式对于人民和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要实现持续增长而不仅是临时性高涨，为人民生活带来实际改善，最有效的因素是什么呢？奉行明智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运用适当的市场导向的微观经济原则是基本要素，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关键，而这些因素在制定政策和提供政策咨询时往往被忽视。” 增长过程中被忽视的重点领域 托马斯认为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的国家需要对以下四个领域进行重新审视：普及教育，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全球性风险，提高政府管理的质量，即减少机构的腐败现象，提高透明度和对普通人民负责。 普及教育 在印度，教育水平的差异（除农业生产率外）是造成各邦贫困水平对增长速度的反应参差不齐的原因，教育机会的普及程度和公平性也有关系。为编写报告对85个国家新做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提供平等的上学机会方面，波兰和美国是世界上教育机会最公平的国家（见图1）。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印度、马里、巴基斯坦、突尼斯等许多国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令人惊愕的，这些不平等现象意味着广大人民，往往是妇女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没有机会通过受教育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由此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仅仅着眼于数量并不能保证质量。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与教育的实际成效之间只有些微的联系。在医疗卫生领域，191个国家里美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排名第一，而在医疗卫生体制的成效方面却排在第37。从医疗卫生支出占GNP的比例来看法国只有美国的60％，而法国在医疗卫生体制的成效方面却名列榜首，哥伦比亚排名第22，智利排名第33，哥斯达黎加排名第36，古巴排名第39。哥伦比亚在“财政贡献的公平性”一栏里名列第一。 图 1： 1990年85个国家的教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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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homas, Wang, and Fan 2000.
注释： 1.0 表示不太平等, 0.0 表示比较平等。 保护环境 环境的质量以及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有直接影响，包括城市污染，肮脏的燃料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水资源的耗竭和恶化，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风险增加。有效地管理自然资源直接有利于长期增长和改善人民福利。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是如果减去自然资本的耗竭，真正的国内储蓄则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14％。例如，尼日利亚的国内储蓄总值为22％，而真正的储蓄率是负12％，俄罗斯联邦的国内储蓄总值为25％，真正的储蓄为负1.6％。
环境退化在增长快和增长慢的国家都随处可见，其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明确的（见图2）。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达到顶点时，由于政策问题和森林管理不当引起的印尼森林大火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造成了4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对其周边国家也造成了大面积的损害。但是，这场环境灾难从未引起像对金融危机一样的重视，尽管它对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贫困人口造成的长期损失更大。 图 2 环境变化与收入增长
.gif "0(14)") 资料来源: 报告作者。
注释: 50 表示较好, 0 表示较差。 管理全球性风险 1997年中长期债券和银行贷款形式的国际债务达到1.2万亿，而1988年为0.5万亿。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虽然从70年代初以来有很大增长，但与国际金融交易额相比则相形见拙，后者是世界贸易额的五倍多。这种全球化具有巨大的好处，但也由于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不稳定带来了风险。在爆发金融危机时贫困人口受到更大的伤害，他们需要得到保护。我们需要管理好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以期获取潜在的收益。除明智稳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人力投资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深化国内金融市场，加强管制和金融监督，引进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社会安全网，从而化解风险，以期保持公众对开放资本市场的支持。
报告特别介绍了在金融开放与社会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关联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包括金融开放、再分配政策与社会和政治自由之间成正比的关系。金融开放、民主程序（反映在公民和政治自由上）和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看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提高政府管理的质量 政府管理不善，尤其是腐败现象和官僚骚扰对增长和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都是有害的，也使经济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得以影响甚至收买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法律，社会代价是巨大的。
允许人民来影响涉及他们生活的决策对于提高透明度，建立对腐败现象和滥用职权的必要制约，打击经济特权阶层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操纵国家政策的企图，都是十分重要的。公民社会与行政、立法、司法和私营部门的改革者合作参与公平和高透明度的决策过程，可以造成治理良好和治理不善的国家、萧条和繁荣的社会之间的差别。
社会和政治自由与改进政府管理、减少腐败、提高公共支出和政府提供服务的效益之间也存在着正比关系，他们本身也构成福利的一个根本的方面。
研究表明扩大公民参与和公民自由的变量对于发展项目的效益始终具有好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要把公民自由从最差提高到最好，其发展项目的经济回报率据估计能提高7.5个百分点，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提高三倍之多。
按照《增长的质量》，改善政府管理能够产生更好的发展效益，见图3。 图 3. 改善政府管理带来的发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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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 "1(2)") 勇往直前 在我们已掌握了在国民生活中数量不能完全反映质量的有力例证的情况下，报告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以及国际机构为什么继续依赖而且往往是仅仅依赖GDP增长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提出质疑。
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同样重要的还有人力和社会资本、自然和环境资本，然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过度开发自然资本的现象依然存在。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对物质资本的补贴似乎仍然很大。从总量看，90年代初对农业、能源、公路运输和水的补贴（总额）达7000亿到9000亿美元。这些补贴的三分之一在工业化国家（约占GDP的2.5％），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约占GDP的5％）。
报告指出，要实现更好的发展效益，同时兼顾这三种形式的资产是至关重要的。同样，要让这些因素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发展框架，政府就需要联合社会里其他的重要群体，比如公民社会和普通老百姓。在国家和全球范围与发展机构合作，实现减少贫困和改善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生活的目标就会有前所未有的成功机会。
托马斯说：“国际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政治和经济的不断开放，知识和专长的共享，都为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机遇。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资金困难、政府管理不善等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增长，这不是一种奢侈品，这对于国家抓住时机地改善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统一发稿日期前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世界银行在线新闻中心获取资料：http://media.worldbank.org/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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