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009年10月6 日

“危机之后的世界银行集团” 

主席先生、各位理事、尊敬的来宾：

感谢各位出席本次年会。 我要特别感谢理事会主席阮文饶先生，并对奥格斯丁•卡斯腾斯 (Agustín Carstens) 先生表示特别感谢，感谢他对发展委员会的出色领导。 在过去的两年间，我和奥格斯丁先生的合作比之以往更为密切， 我为奥格斯丁先生作为一国财政部长和一位英明领导所展露的才华深深折服，在工作中我们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友谊，我从中获益良多。 这是奥格斯丁先生作为发展委员会主席参加的最后一届年会，但我非常希望在将来能够继续听到他的判断和建议。

巴林财政大臣阿勒哈利法 (Al-Khalifa) 已欣然接受继任发展委员主席一职，我非常期待我们的合作。 我在早年曾经和阿勒哈利法大臣共事，很高兴他能在这一特殊时期加入我们。

我还想感谢我的同事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Dominique Strauss Kahn)。 过去一年间，我们两个机构之间配合默契，能与拥有如此丰富经验、敏锐洞察力和极富幽默感的伙伴一同工作是一大幸事。

在此，我还要由衷感谢土耳其政府和人民为举办本届年会所做的一切。 我们很高兴来到这个国度中极具魅力的城市，也为其所取得的长足成就喝彩。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热情好客的市民。

此外，我想要借此机会特别追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他的领导和筹划下，世行走过了十三个不平凡的春秋。 他带给这个机构巨大的能量并深信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定能够得以解决。 他也留下了难以超越的记录： 为根除并预防河盲症做出的不懈努力；第一个对营养项目的贷款；关注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并增加对农业的借款；发布第一份《世界发展报告》；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启了世行和中国的合作之门—这是他高瞻远瞩和领导才华的有力证明。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将世界银行集团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解决全球贫困问题。 在今天，这一目标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使命，并确保麦克纳马拉先生的理念在国际发展及世界银行集团的运营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

在他生前最后几年与我的一次交谈中，麦克纳马拉先生亲切地回忆起世界银行集团优秀的员工，他称赞说这是一个跨越文化和国界的真正卓越的团队。 而他的继任者也都做出过相同的评价。 在此我也要向世行的同仁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去年一年，世界银行集团的员工都在与这场危机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们向客户国及其人民倾注了无限热情、创造性和强烈的责任感，并将其看作是自己的荣幸。

我们对最近去世的民主刚果共和国富塔部长（Minister Futa）感到难过。我请求年会主席代为转达我对富塔部长家人和刚果政府的哀悼。

我也借此表达对日本前财政部长中川昭一先生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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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们一起面临动荡的时刻。 如今，动荡尚未散去。

对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结果进行分析，我们估计明年底将有超过九千万人处于赤贫状态；今年的失业人口将超过五千九百万人；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夭折的婴儿将增加三到五万。

这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下蕴藏着人们真实的遭遇：

-- Aoy Puon 是柬埔寨一家服装厂的工人。 经济危机来袭后，她的月薪已被削减了一半。 她的工资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如今她已没有足够的钱供养她的家庭。 去年柬埔寨共有 48 家服装厂被迫关闭，62,000 名工人因此失去工作，其中 90% 是妇女。 Aoy 目前最担心的是她是否会失去这份工作。

-- Zagd 是蒙古的一名牧民。金融危机导致牲畜价格直线下跌， 而同时粮食价格却在不断上涨，因此 Zagd 买不起面粉、大米或食糖。 对 Zagd 这样没有任何保险金或社会福利补贴的牧民来说，在面对收入降低时只能节衣缩食。 正如一位牧民所说：“我买不起糖， 我们也吃不到青菜。 我们尽量不出门，这样就不需要多少衣服……冬天的时候也不买木柴和煤。”

-- Lindiwe 今年 28 岁，生活在非洲南部一个贫穷的小镇上。 她的 HIV 检测呈阳性，并感染有肺结核。 她被专为此类疾病提供医疗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诊所拒之门外，原因是由于经济危机，该组织的捐助资金已经用光，药品也已告罄。 指望增拨款项也是希望渺茫： 最近一项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的调查显示，每五个发展中国家就有一个有过被取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项目的经历，而 33 个国家预计明年的情况将会更糟。 对于 Lindiwe，所剩的时间无几： 她说：“我害怕死亡，担心我的小女儿会孤单一人无人照顾。”

人们失去养家糊口的工作；生命被病魔剥夺； 女童被迫辍学； 无数家庭三餐难继； 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 人类的发展进程正在以一种难以挽回的方式倒退。

正当我们大谈恢复之道时，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仍然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无论在城市乡村，还是在山谷平原，无论在闹市还是社区，人们述说着共同的心愿： “愿这一切不再重演。”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 我们也无法保证经济危机永绝于世。 对于未来，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还会面临另一次剧变。 然而，凭借英明领导和竭诚合作，我们必能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教训，向前看。

我们要超越应急措施，要着眼于实现“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 这一目标，使重建的成果更加持久。 对于这项任务，在座的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在危机时期，各方之间的合作更容易实现； 但当我们摆脱绝境时，合作就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危机爆发的种子

展望未来固然重要，但了解历史才能追本溯源。 当今的剧变并非凭空发生， 这些种子早已埋下。

过去的 20 年间，我们见证了巨大的经济转变。 苏联，中欧和东欧计划经济体系的解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以及东亚地区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战略等等，促进了从 10 亿左右增长至 40 或 50 亿的人口的世界市场经济。 这种转变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但是同样也动摇了在 20 世纪中叶形成，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几经修补的国际经济体系。

对于当前面临的困难，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措施，或缺乏应对措施。 在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下定决心避免再次暴露于全球化的风暴之中。 许多国家通过汇率管理和建立庞大的外汇储备来给自己上“保险”。 其中的一些变化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和关系紧张，但多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普遍的良好增长中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中央银行无法应对新经济中产生的各种风险。 表面上看来，他们控制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物价膨胀，而大多数人认为，在鉴别及利用货币政策来遏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方面困难重重。 他们认为，一旦大幅降低利率导致泡沫破灭，就业、生产、储蓄及消费等“实体经济”都将受到损坏。 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

监管和监督机构的政策行动与现实脱节。 金融的创新和竞争极大扩展了服务范围，过去通常被忽视的企业和家庭也被纳入其中。但是“理性市场原理”诱人的简单设计导致监管机构严重地忽视了心理学、机构体制、系统性风险以及市场与民众相关的复杂性等现实问题。

我们在深刻反思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之时，也需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和规划。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们抓住时机，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代表们在新罕布什尔州花了三个星期，为世界经济的金融和商业关系构建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机构体系及制度。

六十五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前这场剧变将再次调整世界的景观。

其实我们已经体会到各种力量和机构以及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潜在变化。 一方面，这一转变将取决于各方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复苏；再一方面，取决于谁掌握着世界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最后，还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合作（或不合作）。

变化不定的环境

十余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全世界首要关注点还在于中国是否会坚持其货币挂钩政策，以稳定其摇摇欲坠的经济多米诺骨牌。 如今，中国已位列世界几大经济体之一，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与印度的产出占到全球产出总量的 8.5%， 它们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发达国家。

美国是此次经济危机的重灾区。 但它是一个适应力极强的国家。 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巨额赤字问题，在保证信贷和货币系统不会遭受通货膨胀侵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复苏，并在彻底改革金融系统的同时确保系统的安全与完善。 美国还需要帮助民众适应变化，以便确保它的最大优势： 对贸易、投资、民众和观念的开放。

日本是因这次经济危机而发生政治动荡的首个工业强国。 日本民主党的当选执政掀开了日本历史上两大政党民主执政的序幕。

旧的出口增长模式能否满足日本及世界的需求，以及能否在日趋“平衡”的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性，而不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消费者，目前尚不可知。 日本老龄化将引发新的消费需求。 实现多极增长的全球经济能够为日本提供众多新的市场，尤其可帮助其大幅提升利用能源的能力。

中欧和东欧经济体遭受了强烈冲击。 它们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让人高兴的是，通过激烈的内部辩论和谈判，欧洲各国最终承认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此次，重压之下的欧洲并未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

东南亚也可能因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面临类似问题的加剧 - 具体取决于如何抓住机遇。 该地区位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新兴大国的地理交叉区域。 东盟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并在其向外请求援助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深化其一体化进程，。 印度尼西亚的地位不断提高，越南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这些国家在此次经济动荡中保持了良好运转，与十年前的窘迫境况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其它国家来讲，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可能有赖于石油商品的状况，尤其是石油价格，而近几年这一产业获得了极高的回报率。 石油价格高达 100 美元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 而当石油价格为 30 美元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则会陷入严重的困境。 当今世界正在竭力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并且石油商品价格随投资人在“资产级别”中的循环往复发生改变。这一现实导致这种对石油和石油商品出口的严重依赖无法为经济体的构建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 这些国家能否善加利用高额的石油回报 – 将之用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这些是俄罗斯、海湾国家以及某些拉美和非洲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危机之前，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就已持续实现高速增长。 当危机的阴霾散去时，这里可能出现新的机遇。 中国某些制造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往非洲。 中国在非洲规划项目前景（包括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时，其它国家也有意加入其中： 如巴西愿意分享其农业发展经验， 而印度也正在非洲兴建铁路。 这些行动表明，未来的趋势已初见端倪。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表已深刻体会到，对权力关系转变的认识是构筑未来的基石。 通过对一战后未履行责任的共同分析，以及对二战后权力的明确评估，逐步形成了该体系的政治基础。 权力关系一旦发生变化，相应的市场性质就会随之改变，随着相应的体系也就与现实脱节。

前路何为： 负责任的全球化？

旧秩序已经成为过去。 与其浪费时间和眼泪去哀悼， 不如集中精力重整河山。 今天我们能够做的当是夯实基础，建设增长与负责任的全球化之“新常态”。

全球化已帮助多数国家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帮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然而，由于各经济体之间联系日益密切，以至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成为全球性危机，导致数百万人口又重陷贫困。 气候变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之时，最贫困国家首当其冲。 几年前的非典型肺炎 (SARS) 以及今年的甲型H1N1 病毒等，都是起初在局部地区爆发，但迅速发展为全球性威胁的疾病。 正是由于旅行人数增多和边境开放，病毒才得以在全球恣意扩散。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使全球化进程倒流， 公众也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 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进行改革以遏制其可能造成的破坏， 同时令数百万人更大程度上从负责任的全球化当中受惠。

构筑负责任的全球化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首先， 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今天的解决方案、明天的进步以及未来数年的繁荣，将起着关键作用。

两周前，各国领导人在匹兹堡达成一致，将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作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 G-20不能变成一个孤立的委员会， 更不能忽视其它 160 多个国家的声音。 它应在各国和国际机构及更多成员国所形成的体系间发挥“指导委员会”的作用。 并且发现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培养共同利益，而不是作为等级制度或官僚的机构。 它应当与我们在座的186个国家紧密相连。

分析人士预计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将持续若干年。 美国消费者将不再是经济需求的主要动力； 欧洲和日本已现窘况；中国或可提供协助，但其信贷增长在来年可能引发问题。 其它发展中经济体如可获得资金，则能够助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允许其进行贷款，却无法在不“挤出”国内私营部门的条件下，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所需款项。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区域性开发银行能够支持。 加强金融调控和监督可将激励机制从短期赌场资本主义转变为长期生产性投资，也会对此有所助益。

其次，各领导人必须强调，兼具平衡性与包容性的全球经济要求多极增长，而不仅仅是加上中国和印度。 拉丁美洲、东南亚以及更多的中东国家，现在投资会在将来发挥作用。 假以时日，在拥有近十亿人口的非洲市场进行投资，可整合其市场，成为另一个增长来源。

为推动多极增长，我们需要对基础设施和能源进行投资、扩大私营部门，同时推进与开放市场关联的区域一体化，从而消除“瓶颈效应”并提高生产力。 发达国家资本货物、服务及技术的客户也可成为新的增长极。

第三，各领导人必须着力谋求可持续增长。 正如世界银行在最近发布的，以发展和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世界发展报告》当中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75% 至 80% 的潜在损失，而且其人口当中有超过 16 亿人缺少电力供应。 发展中国家及其利益必须被考虑在内。 它们需要激励机制及资金投入，通过采用技术、实施能效和投资植树造林来促进低碳式增长

第四，必须建立保护最脆弱群体的机制。 两周前的匹兹堡峰会上，G-20 领导人重申其将针对意大利 G8 会议上启动的粮食安全计划给予 200 亿美元的支持。 他们呼吁世界银行集团与捐赠人及组织共同协作发展多边信托基金，用于扩大对低收入国家的农业援助。 双边援助的资源往往侧重于具体的部门和国家。 但通过这一更为全面的多边途径，我们将得以集中资源，为创新工作提供更好地支持，从而着手针对贯穿食品链始终的粮食安全问题，并建立可持续的农业系统。 然而，一纸承诺不能将种子播撒于土壤，也无法给予饥民果腹之物。 东非正在蔓延的旱灾告诉我们，挨饿与饥荒的威胁时刻存在。 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将这一计划落到实处。

粮食、燃料问题以及如今的金融危机破坏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致使多年的成果付之东流。 极其贫困的国家在面对压倒性的冲击时毫无反击之力，我们须为其提供保险，以弥补全球金融框架中的鸿沟。 世界银行集团将致力于充实已由 G-20 和发展委员会签署的有关危机应对机制的提案，随时准备为最脆弱及最易受影响的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刚刚摆脱冲突）提供快速有效的援助。 从有针对性的安全网到中小企业及微观信贷，我们至少能为其在剧变过后走向复苏赢得喘息之机。

此外，我们还必须抗衡金融和贸易保护，力图实现从政府激励到私营部门需求、投资和贸易的转型。 国际金融公司已设立一家新资产管理公司，对投入银行、股票、基础设施以及债务重组等领域的资金进行管理。 我们可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金融市场，同时引导资本从主权、养老及其它资产管理基金转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型私营部门。

世界银行集团的作用

去年，世行集团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高达 59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创下历史记录。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援助承诺激增两倍，达到 330 亿美元。 国际开发协会的援助计划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140 亿美元；50% 以上的国际金融公司新项目在国际开发协会成员国。 基础设施对经济复苏和就业市场至关重要，对其投资额达到了 210 亿美元。我们针对社会保障和其它项目的经济援助也高达 45 亿美元，用于缓解最脆弱领域遭受的不利影响。

国际金融公司还采取了创新思维和募集资源的方式。我们还启动银行资本，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和微观信贷等等项目。

我们预计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将于本财年创下 400 亿美元或更高的投资纪录。 面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需求现已明朗化，远远超出了发展委员会在其上年度公告中提出的 1000 亿美元大关。 国际开发协会成员国同样面临着巨额的资金缺口。 我们预计需要填补约 116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才能满足最贫困国家在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核心支出需求。

我很清楚发达国家的预算也相当有限， 但是负责任的全球化需要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多。

世行集团在危机后的新世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资本充足的世界银行集团在应对全球化挑战、发展问题和金融危机方面，将扮演着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涉及所有地区和各个部门，合作对象可以是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中低收入国家。 在发展领域中，我们拥有不断完善的全球最佳实践库，具备世界级风险管理和银行业务能力，并能充分利用自身的资产现状。 我们肩负不断发展的全球公益物议程上的领导作用，以及推动和联合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力量。 所有这些因素让世界银行集团成为独一无二的多边发展银行。

以下四个驱动因素可能会决定世行集团在危机后的地位：

因素一：传统型和创新型发展金融。 世行集团的客户强烈要求其走出危机，保持高度资本化，并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 世界银行集团可通过多种方式扮演好这个角色。 我们能够帮助无法执行反周期政策的国家，推动其财政刺激和保护核心支出；能够帮助刺激全球需求以支持世界经济的复苏；能够提供资金并支持贸易；能够协助私营部门承担政府部门的危机响应行动；还能通过投资，帮助推动积极响应、勇担责任的公共部门和机动灵活的私营部门的多极发展。

因素二： 提供知识产品。 世界银行集团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开发、实施经验、研究与学术等领域，具备丰富的全球最佳实践经验。 因此，客户希望和我们一起定制多个从业知识和创新源。

因素三： 全球公益物日程 – 亟待解决的全球性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传播性疾病问题，需要一个跨部门，结合政策建议和以各国方案为基础投资的应对机构体制。 世界银行集团已经通过气候投资基金开始调拨大量资金。 我们在技术转让、与客户共同实施低碳式增长战略，以及巩固卫生系统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我们正在努力提高自身的相关服务水平。 世界银行集团还能在遵守多边规则的前提下，对动态灵活的贸易和金融系统等公益事业提供支持。

因素四：未来危机 – 当前无法预见但未来必将出现的危机： 可能是流行病、自然或人为灾害，也可能是经济或社会危机。 世界银行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技能和工具来响应危机，帮助利益相关方最大限度降低损失。正如其在最近的粮食危机、印度洋海啸以及墨西哥和东亚的金融危机中所做的贡献。

为充分利用现有资金，世界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其中包括贷款价格上调、与各国密切合作以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国家使用该国货币所购买的股份、与“话语权”相关的选择性资本上调、紧缩性预算政策以及可能的长期贷款利率上调。 这些措施强调了所有成员相互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但或许还远远不够。 如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继续以现有利率放贷，那么到 2010 年中期则会出现资金吃紧的状况。 国际金融公司目前已捉襟见肘。

当然，未来不可预知。 如果经济复苏状况时好时坏甚至举步维艰，那么我们是否该拿已经竭尽全力却仍然无法掌控局面的世界银行集团来冒险呢？ 面对下一场危机、另一次粮食问题、又一轮流行病传播，我们能否接受一个只会退缩的世界银行集团？ 我感谢发展委员会昨天的承诺，表示将确保世界银行集团有足够资源来应对发展的进一步挑战并会在 2010 年春季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这是 20 年来为世界银行第一次增加总资本的一个重要步骤。

改革议程

要想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个世界需要机动灵活、能力卓越且可靠的机构来提供服务。 世界银行集团将逐步提升自身运作的合理性、工作效率和效果以及问责制，并将进一步扩展其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它多边发展银行、捐赠方、民间团体以及在发展领域日趋重要的各个基金的合作。 我们深刻了解，要满足股东需求、提升业绩并与立法机构共同构建必要的支持，推动多项改革至关重要。

具体的工作方向包括：

• 重点改善实效议程、权力下方、性别平等、投资贷款改革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发展效益；

• 推广问责制和善治，其中包括全球反腐工作、提高透明度及披露政策、以及塞迪略委员会 (Zedillo Commission) 即将发布的建议书；

• 继续提升成本效率。

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在权力集中掌握在少数国家的时代背景下， “布雷顿森林体系”由 44 个国家共同制定而成。 非殖民化的大潮尚处于萌动阶段，少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只是历史的被支配者，而非主宰者。 那个世界早已一去不复返。 当今新的政治经济现状要求建立新的体系。

如果发展中国家是新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他们也应该参与对话。 新的国际体系需要世界银行集团能够体现 21 世纪的国际经济现实，承认不断壮大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并为非洲提供更大的话语权。

改革的第一阶段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行集团的话语权和代表，此阶段在一年前已完成。同时，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设一个董事会席位，并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表决权提升到 44 %。 我很高兴，发展委员会昨天强调以确保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重要性并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 3%－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至少增加到 47%，这将在我们明年的春季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我们须继续锐意进取，力求将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增至 50%。同时，新兴经济体同样有责任扶助更贫困国家的发展。 世界银行集团应当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

结束语

主席先生： 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原有国际经济秩序就在奋力应对时局变化。 当前的剧变使现存的严峻差距和迫切的变革需要表露无遗。 此刻，我们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继续前进。

我们需要反映全新多极发展格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构筑这一体系，一方面需要接纳新兴经济力量，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国家仍有数亿贫困人口，在发展方面还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构筑这一体系，需要发达国家的力量和支持。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承担着沉重的债务与竞争压力，并且认为新经济体必须共担责任。 构筑这一体系，需要向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仍缺乏饮用水的 9 亿人，以及因国内冲突和治理不善而陷于贫困中的“底层 10 亿人”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美好的愿望不会凭空实现。

现在的问题是，各国领导人能否精诚合作，迎接挑战。 他们会考虑所代表的国内民众的利益，这也是其职责所在。 他们在发现并构筑共同利益的过程中还将面临种种考验，这不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应通过“负责任的全球化”机制来实现。

我们正在亲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构过程。 这一次所需的时间远不止新罕布什尔州的三周。 “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接纳更多的成员， 这是大势所趋。 无论下一次剧变为何，它都已在现实中萌发。 若不能应时而动，就只能受制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