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投资环境对江门及中国其他中等城市的影响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次江门举办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讲话。 我出席过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投资环境论坛和在长沙举办的第二届投资环境论坛，所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出席第三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投资环境与全球化的关系及其对江门等中等城市的意义，以及对全国许多中等城市的意义。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到九十年代变得十分明显。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态势，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改善，减少了贫困。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生产和出口制造业产品。过去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中80％是制造业产品，这是世界上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环顾全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发展中国家非常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就不太积极参与。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区在生产和出口方面非常积极。对于世界银行来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在最新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里，我们的论点是投资环境是产生这个差异的关键所在。
        《世界发展报告》的中文版最近刚刚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座的各位都拿到了一本。这本报告的标题是“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下面我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报告里的几个主要观点。我希望中国代表都读一读报告的中文版。这本报告里有大量丰富的资料，我介绍几个主要的观点。
        我所讲的投资环境，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所处的体制和基础设施环境。为了编写《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地的企业做了一项调查，江门就是我们在中国调查的城市之一。我们采取的调查方法是，对一些生产服装、电子产品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品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对象也包括一些服务业企业，而不仅仅着眼于制造业企业。假设接受调查的典型企业有75－100个职工，生产服装或电子产品等。
        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企业进行调查之后，我们发现，总的来说中国具有很好的投资环境，这是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相比而言的。我们所做的是把企业面临的各种瓶颈或问题加到一起。我们发现在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把各种瓶颈或问题加在一起，相当于对生产的30％的税收，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生产的所有产品都会由于供电无保障、管制问题、腐败或港口问题而损失30％。在印度尼西亚，这些瓶颈问题相当于20％的税收，在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巴西，相当于15％左右。在中国，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些瓶颈问题加起来只相当于12％的税收，所以中国与所有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是比较突出的。但是，我们不认为中国因此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因为如果再看看其他较发达国家的情形，比如说东欧的波兰，还有荷兰等最发达的国家，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投资环境更好。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想保持竞争力，就需要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
        在中国，我们迄今已经做了30多个城市的调查。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我们中国各地所发现的差别，因为这些差别对在座的各位尤其有意义。我们对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及江门、杭州等中等城市进行了调查，鉴于政府特别关注东北和西部地区，我们也调查了一些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城市，比如兰州、重庆、成都等，我们尽量包括一些贫困地区的城市。我们调查的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我们在江门的调查中发现，由于停电或其他基础设施问题，使企业的产量损失了2％。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衡量，这是相当好的。在昆明、贵阳等内地城市，企业的损失是4%，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衡量这也是不错的，但是与江门、杭州等沿海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向企业了解他们花多少时间与政府打交道。中国企业要花很多时间与政府打交道。例如在江门，企业反映他们一个月要花七天时间与政府机构打交道，这是相当多的时间。而在一些内地城市，企业可能一个月要花十天时间处理政府监管的问题，这是相当严重的瓶颈问题。
        我们向企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所打交道的一些当地政府官员是否效率高，是否有能力，是否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在内地城市和沿海城市有很大不同。在江门、杭州，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50％以上的管理人员认为政府官员是高效的，是有能力的。这是好消息同时也是坏消息。这个比例在中国的抽样调查中是相当高的，但也反映出有一部分企业认为政府官员并非都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帮助建立企业有效经营的环境。在东北和一些内地城市，比如在本溪，只有20％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政府的工作效率高，是在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存在地方治理的问题和地方政府如何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问题。我们并不主张地方政府一定要对企业提供特别帮助，给他们补贴，问题是要建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比较透明的法规环境。一些讲话人已经谈到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因此，有很多重要的法规，比如环保法规。问题不是我们要做企业希望我们做的一切，而是我们应该去创造一个非常透明的企业经营框架。我们发现在中国有很多城市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所以中国从总体来说很成功。中国要把这些成功经验推广到东北和西部地区时，地方治理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再谈两个我们在投资环境研究中所涉及的领域。我们调查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像在江门这样的城市，工人主要是合同制，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雇佣或解雇工人，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而在中国的另一些地区，比如以成都为例，企业认为雇佣和解雇工人是很困难的，这对他们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有各种规定。
        我很高兴听到刚才苏宁行长讲到了一些金融部门的问题，因为这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要我指出中国从整体上看哪一个方面比较薄弱，我就会选择金融部门以及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令我们经济学家感到惊讶的是，在金融服务业似乎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做得这么好。比如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企业在用现金进行交易，用现金购买原材料，贸易信用体系不发达，金融系统不提供各种贷款，不提供还款期长短不同的信贷。我认为这对于中国整体的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在这里还想向大家介绍我们对总的投资环境的另一个研究发现。各城市在各行业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我理解在某些行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性，我只是用一些事实来说明国有企业在商业性行业所占比例太大所产生的结果。除了调查外，我们从国家统计年鉴里取得了一些关于国有企业在产业里所占比例的数据，然后我们利用企业调查的数据，看看哪些城市的生产率最高。结果非常令人惊讶，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在江门，国有企业在产业里占25％，私营企业占75％。坦率地说，其市场经济的程度比欧洲一些国家还要高，和美国也没有多大区别。深圳、杭州、温州等其他城市，他们的情形是75％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由私营企业创造的。在这些城市，我们发现在企业层面，他们的生产率也是最高的。所以，我们采用了两组不同的抽样数据，包括国家统计核算的数据和调查获得的企业生产率数据，我们发现在私营企业高度集中的城市，企业的生产率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城市具有竞争性的环境，有利于鼓励企业开发新技术，提高生产率。我有幸到江门来做这个演讲。我到哈尔滨去演讲时，我不得不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尔滨有80％的工业生产总值来自国有企业，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哈尔滨一些企业的生产率比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投资环境。
        我们研究投资环境的许多方面，但是人们总是要求我们给出一个总分。我承认把不同的问题进行平均计算方面可能比较武断，但是通过这种计算，刚才陈书记在他的演讲中也提到了，江门被评为中国的A级城市，因为在我刚才着重指出的几个方面江门都做得很好，包括基础设施、法规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方面。令我很受鼓舞的是，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中等城市，像杭州、江门、温州等城市都建立了很好的投资环境，在各个行业拥有许多十分活跃的规模不等的企业，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人民能够增加收入，脱贫致富。这些城市具有相当的规模，从而使得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各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政府关注东北和西部地区是有道理的。要大力发展经济，仅仅在基础设施方面大量投资是不够的，如果这些城市对企业管制太多，如果地方官员无法专注于创造一个高效率的投资环境，如果缺乏金融服务，如果在地方层面在这些主要的投资环境方面缺乏良好的治理，仅仅在东北地区发展基础设施和试图开发西部地区，结果就会是令人失望的。我还要指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做一些估计，估计一下城市通过改革能够获得多大收益。尽管我好几次赞扬了江门，但是我们来做一个假想的试验，如果我们要让所调查的城市在各个方面达到最好的90％的水平，就江门而言，对企业的影响将会是生产率提高25％。因此我想提醒各位，名列前茅是件好事，但是永远有改善的空间，比如改善管制框架，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电子政务有助于减少企业的负担，提高透明度。即使好的城市也有改进的空间。再来看看投资环境不够理想的城市，我们估计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会有很大的生产率提高空间，幅度可以高达100%以上，比如离这里不远的南宁或郑州。所以如果中国考虑要把改革的收益扩大到一些内地或西部地区，坚持改善投资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做得比较好的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也需要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是在世界银行研究部工作期间开展这项研究的，后来我很高兴一年前来到世界银行中国局担任局长，在担任局长期间，我了解到我们在中国有很多有意义的项目，比如在珠江三角洲，我们与江门、佛山、广州、深圳等城市合作研究不同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城市基础设施问题，尤其是涉及到环境保护、供水和环境卫生等方面。我们在与城市合作方面有着内容丰富的项目，遍及中国各地。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些分析成果纳入我们的项目，通过一揽子的服务为城市提供帮助。我们很高兴帮助江门改善供水和环境卫生，也许还会涉足交通领域。同时我们也愿意帮助城市改善物流服务，改进法规环境，关注基础设施的服务对象，创造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为当地人民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幸福地生活。
        我非常高兴有幸对各位讲话，这是我第二次来江门，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来珠江三角洲，继续在投资环境和其他问题上与各位合作。

        谢谢。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杜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