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成本：不止一万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遏制腐败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和减轻贫困…
        世界银行学院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以行贿为目的的花费每年超过一万亿美元。
        该学院治理局局长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说，这一万亿美元是包括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实际行贿数额的估计值。
        考夫曼说："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反腐败是个全球性的挑战。"
        考夫曼说，根据2001-02年的经济数据计算出的这一万亿美元，与同期刚刚超过30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总量估计值形成对比，并且还不包括被挪用的公共资金或被盗用的公共资产。
        虽然极难估计世界范围内公共资金的挪用程度，"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它都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例如，据透明国际组织估计，印度尼西亚前领导人苏哈托从其国内挪用的资金大约在150-350亿美元之间，而菲律宾的弗迪南德.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和尼日利亚的阿巴查，每人挪用的资金可能都超过了50亿美元。
        考夫曼指出，计算出的全部腐败交易值不过是总腐败成本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新兴经济中减轻贫困、减少不平等和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的一个主要障碍。
        世界银行学院的研究表明，遏制腐败并改善法制状况的国家，可以在长期内使其国民收入增长四倍，儿童死亡率下降75%。考夫曼说："我们发现了被我们称为‘400%的治理收益’。"

遏制腐败可以促进发展

        考夫曼认为，可以预料，遏制腐败和治理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有些国家，如博茨瓦纳、智利、哥斯达黎加和斯洛文尼亚，已经把腐败控制到类似许多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这对那种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先富裕起来才能解决腐败问题的流行观点提出了挑战。一项根据200个国家的综合治理数据库进行的研究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来自于改进治理、加强法制和控制腐败的努力。
        在项目层面上，许多成功的例子也展示了可行的做法。例如，印度班加罗尔市的市民报告卡提高了市民对当地机构的满意程度，并减少了腐败。又如，乌干达的支出跟踪调查减少了当地学校的预算渗漏。

反腐败战役胜利了吗？

        考夫曼说，反腐败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然任重而道远。主要的挑战还在前面，并需要国家政府、私营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下极大的政治决心。
        有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切实希望解决腐败问题。在国际上，一项积极的进展是通过了2003年12月在墨西哥梅里达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它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也实施了反腐败公约。
        考夫曼说，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银行在援助各国反腐败方面一直受到制约，但在现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领导下，在其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针对这一挑战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腐败的毒瘤"讲话之后，世界银行大大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世界银行通过约100个国家的有关项目，为反腐败提供援助。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本身对其内部腐败采取的"零容忍度"政策，以及为使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的腐败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有力措施。世界银行公布那些在其项目中参与腐败活动的公司名单。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个公司被取消资格。
        研究证实，有些国家取得了成功，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没有取得成功。
        考夫曼说："有些国家、城市和机构取得了进展。但严峻的现实是，相对于每个成功的案例，都有无作为或情况恶化的其它案例。在腐败控制方面，各国、各城市和各机构的表现大相径庭。关键是要从这方面早期的错误和成功中学习。"

前进的道路

        考夫曼认为，面对国际腐败状况的"严峻现实"，也许有必要重新考虑怎样解决腐败问题。关键问题包括：

          从治理和制度变革的角度认识腐败。至关重要的是要推动法制、产权保护、新闻自由和政治竞
             争，并提高全社会的透明度，特别是政治方面(如竞选筹资)的透明度。另外，允许公民有效表
             达意见的机制也很重要。
          数据和透明度的力量。实行改革的国家用数据来衡量和监控治理的进展并辅助治理和反腐败决
             策。应该进一步鼓励有利于提高透明度的措施，如"信息自由法案"、高级官员的财产公开申
             报、以及获得国会议员选票记录的透明渠道。同样重要的是，要继续全面提升全世界的指
             标，并加强对具体国家的诊断。
          没有证据表明意识形态、文化、全球化或私有化是腐败的起因。具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府
             不但能导致腐败盛行，也能使其绝迹。全球化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和竞争来帮助控制腐败。
          对反腐败机构和传统的立法动议的反思。反腐败机构(其组建目的往往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和
             牺牲艰难的系统性改革)的整体记录至多是毁誉参半的。着眼于重新起草法律上的做法结果也
             是如此。这表明可以把重点从机构组建及（或）传统的立法动议上移开了。相反，必须向更
             多地强调激励机制、预防和系统性的制度和监管改革方面转移，把重点放在现有的公营、私
             营和公民社会制度上。
          公民在反腐败中的参与。仅仅由少数政府机构参与的反腐败是不能成功的。必须使公民社会、
             新闻媒体、议会、司法部门和私营部门通过参与式方法加入其中，充分发表意见并享有权
             利。有些创新方法，如在地方层面允许市民参与，与市政当局一起改进治理并控制腐败，可
             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如在一个涉及许多印度尼西亚村庄的大项目或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
             预算制定过程中的做法)。
          通过公开和透明的私营部门竞争，避免垄断性的私人特权利益造成的国家制度捕获。
          国内政治对减轻腐败的成败具有重要影响。必须明确识别和了解特权利益，从而认识到国内私
             营部门的精英们不时对公共治理改革产生不当影响。为了改革的持续，国内政治舞台中必须
             有起领导作用的力量，随时准备克服公共和私营部门成员阻碍改革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加倍
             努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没有国家本身的领导和决心，这种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国际公约的作用。国际组织有必要汲取经验教训，并提出坦诚和具体的改进措施。跨国公司对
             新兴经济中的治理和腐败具有重大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激
             励和透明度措施(如"公开"给政府的"付款"，取消参与腐败的恶劣公司的资格，等等)，以保证
             它们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国际银行业的进一步披露和打击洗钱行为也很重要。八国集团也应
             该进一步把重点放在反腐败上。最后，在这种背景下，把进一步突出治理和反腐败激励机制
             作为加入全球或地区经济和贸易协定的资格标准，也会成为有力的激励因素。例如，智利(先
             加入《北美贸易协定》，后来加入欧盟和其它类似协定)以及转轨国家加入欧盟的例子就说明
             了这一点。最终获得这些"精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俱乐部的成员资格可以成为改善治理的激励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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